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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天。操场。四周稚嫩柳树，绿色的包围，一群鸟雀，孩子懒散的动作，不规范的广播体操动作。四方形队伍。背景，墙面上的大字报标语。人物：大队革委会的领导；主角：几个胸前挂着纸箱子腰弯成几近90度角的男人。他们穿着黑色破旧的棉袄，腰里系着稻草绳，胸前的木牌上面写着打倒地主分子×××。这是广播体操之后出现的场景：嗷嗷的喊叫声，在起初的混乱后，逐渐地节奏分明，此起彼伏。在一声声口号里，石头、砖块、坷拉、瓦片、木头棒、纸叠的飞机，箭头一般射向弯腰低头人分子，随后，一阵暴乱，热情如火的人冲向了前台，开始用手里的坚硬的或锐利的东西近距离地袭击那几个人的身体。那持续的过程里，我被远远地挤到了杨公祭—— 9、这是错乱的青春，却是最平常的人生。昨天去市里参加放鸽子比赛，结果就我一个人去了。 但如果她能抬起头，我会更好。李云城思想将手放在裤子里，指尖触动了一个婚姻的亲戚。 这样一个体制之外的边缘人，社会和体制有什么样一个位置与界定？在接触到网上许多个人资料的填写栏目时，我发现，我填写身份和职业可以有一个选择：其他。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界定，有旁门别类之感。我曾经强调说，我是写作的人，稿酬是我的收入。当时，别人这样问，你是专业的吗，去什么地方上班，拿不拿工资？当我说，不是，也没有办公室和工资时，他们的笑否定了：哦，你不过是个自己瞎糊弄的人，没有地方承认。 我小的时候是很贪玩儿的孩子，因此功课一直上不去。一直溜级，勉勉强强到十二岁的时候才上到三年级。这一年，因为一段平常的经历，使我忽然的要求上进起来，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或者也因此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，使我今天走出了那块从来都不怎么有过多少收获的土地，成为多少儿时的伙伴羡慕的城里人。那几年，父亲已经退休回了家。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，一下子激发了人们所有的热情。父亲也在自留地里，种了不足半亩的水萝卜，可能是想借它们做些买卖填补窘况的家用。那一年因为雨水较多，地里的水萝卜长的格外的茁壮。地里的丰收也给父亲在喜悦的同时添了忧愁。因为要去赶圩，而老人家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赶圩的时候，恰巧是星期天。因为我一直嚷着管母亲要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就一块儿跟了去。赶到了圩上才知道，丰收叫所有人都犯了愁，菜市上陈列最多的就是这种水萝卜，又很少有人问津，价格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，却仍旧少有成交。我们的情况更糟，因为父亲不懂做生意的就里，也碍于面子不像别人那样吆吆喝喝招引顾客，一上午下来，却没有卖出去一份。反倒迎来了市场上的收费员，母亲不知是说了多少好话，然而终究没有幸免。晌午收市的时候，父亲依旧赶到市场南边的百货店里，为我买了那双我盼了那么久的白色的球鞋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一家三口谁都不愿意说话，父亲闷着头在前面拉着那辆依然满载的人力车，我和母亲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后面推着。有好几次，望着父亲弓起的脊背，和他布满了白发的头顶，我都有种要哭的感觉，但我始终尽力克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。那天以后，我又重新背起书包上学去了，然而，坐在那里，我总是集中不起精力来，眼前总有那一车满载的水萝卜。直到几天后，母亲告诉我，她托别人到更远的圩上把它们全都卖掉了，我忽然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尽管那一车水萝卜没能换回几个钱。这件事的另一个结果，就是我对原来那么讨厌的课本，忽然用起心来。一学期下来，成绩一下子奔到了最前面。